◆ 事件回顾

2018年10月28日10时08分，重庆市万州区一大巴车在万州长江二桥桥面与小轿车发生碰撞后，坠入江中。2018年10月29日14时20分，经公安机关走访调查并综合接报警情况，初步核实失联人员15人（含公交车驾驶员1人）。

10月31日23时28分，重庆万州长江二桥坠江公交车被打捞出水；11月1日15时，已找到13名遇难者遗体，身份已全部确认，仍有2人失联。2018年11月2日，公交车坠江原因公布，据车内黑匣子监控视频显示，系乘客与司机激烈争执互殴致车辆失控。

◆ 思考方向

当你发现身边有不遵守规则的行为，你会制止吗？为什么？

有人说监控探头只是让司机规避规则，没有作用，你怎么看？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谈谈规则、法律和道德的之间的关系。

◆ 参考阅读

撒泼的女乘客与失手的男司机，到底谁的责任更大？其实，面对如此惨痛的教训，反思的重点并非事故责任如何分配，而是文明的责任如何承担？谁来承担？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也没有人在车窗外。

频频出现的高铁霸座现象，因航班延误而大闹机场，因诊疗分歧痛殴甚至砍杀医生……剧情之夸张，烈度之大，总会让人惊诧：不怕大困难的中国人，为什么总克服不了这样小情绪？为什么权利意识已如高铁一样“提速”，但规则意识却迟迟跟不上？为什么物质生活日益丰裕了，文明素养与公德之心却落在后面？

这是一种文明的反思，一种文明的心痛。人们叹着气，也憋着一口气。

许多制度与伦理看似约束着你我的手脚，从不是空穴来风。它们为秩序而演化，为生存而发展。

社会倡导“理智”，因为退一步海阔天空，这是合作的基础，不然人类何以生生不息；我们需要建设“法治”、强调规则意识，因为这是通行陌生人社会最简单的“红绿灯”，是全社会收获稳定预期的基本保证；为什么“公德”总是必需品，因为没有人生活在一个单次博弈的世界里，我们都要反复打交道，你对他人的善意与和气，兜兜转转，终究会回报到你自己身上。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明，不仅是一种美德，也是一根保证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安全带。

四十年，我们国家的物质文明有了极大进步，但精神文明提升却依然有很大空间。有网友说，反腐败让干部作风为之一变，今天，我们社会也需要一场“文明革命”。所言极是。

一方面，我们需要通过诸如诚信黑名单等制度规范倒逼规则意识与法治思维的提升，让这个社会少一些规则的“无知者”，法治的“局外人”；另一方面，我们依然需要不断唤醒我们古已有之的善意与良知，用德治荡涤社会风气、推进社会文明，让身边多一些美德的“继承者”与“发扬者”。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法治建设逐渐完善、规则体系日趋成熟，如何培养出与之相匹配的规则意识、精神文明，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有时候，矛盾、误会乃至风险，常源于对规则的漠视。

有的人在公共场所高声喧哗，是没意识到“自己声音大会影响他人”，稍加提醒还能改正；但也有人属于“明知故犯”，规则于自己有利就遵守，规则妨碍了自己就破坏；更有甚者，认为守规则是笨拙、迂腐、怯懦，绕过规则得了便宜，才显得聪明、灵活、有本事。

凡此种种，不仅容易引发矛盾、扰乱秩序，还会“摊薄”社会信任，带偏社会风气。无规矩不成方圆，这句尽人皆知的俗语，今天依然发人深省。

在现代社会的文明肌体中，规则就是筋和骨。

有了明确的规则，才能框定人们的行动边界。在传统熟人社会，人的流动性不强，熟人之间的评价，构成了“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标准。在“陌生人”社会里，人与人之间需要明确的规则来协调彼此关系，定义“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从楼道里“不准倒垃圾”的告示，到国家的成文法律，只有规则才能成为现代社会正常运转的“润滑剂”。也只有通过培育人们的规则意识和守则能力，才能推动我们的社会向着有序、文明的方向挺进。

不遵守规则就要付出“代价”，是督促人们遵守规则的重要动力。

为什么有行人看到红灯亮起，仍不假思索地闯过去？为什么有人无视禁止吸烟的标识，转过头去就点上一支？为什么有人敢于“碰瓷”，信奉“越胡闹越有利”的歪理？很大一个原因，就在于违反规则的“代价”不高，有时候还能占“便宜”。

这样的苗头不刹住，也会影响全社会对规则的敬畏。对整个社会来说，无论是道德规范、行业规则，还是公司章程、校规校纪，恰恰是那些“软规则”的落实情况，展现着文明的水准与素质的高低。

发生在公共汽车里的争吵和斗殴，最后直接导致十几条生命的离去，这起极端事件清晰地表明：公共汽车里的安全是一种公共产品。

首先，公共汽车里的安全，事关很多人的人身生命安全。其次，公共汽车里的安全需要所有人共同的努力，这种共同努力要求：所有人都要恪守规则，不做出危险性行为，因为一个人做出危险行为就会导致所有人面临共同的安全威胁；与此同时，当一个人做出危险行为威胁公共安全时，需要有其他人（集体）制止该危险行为。

公共产品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标准的经济学分析表明，公共产品如果完全依靠社会或私人自发的提供，其数量通常是不足的，甚至完全无法提供。

比如维护“公共汽车里的安全”，需要有其他人（集体）制止某个人的危险行为，但此时所有的“其他人”都可能存在一个共同的心理动机：我如果出面起来制止他，我会受到他的攻击，让别人去做吧，他们制止了他，我也就安全了。

经济学将这种情形称为“搭便车”，糟糕的是，当大家都想搭便车的时候，最后的结果是大家都在等待其他人出面，维护公共安全这种公共产品就得不到提供。

维护公共汽车里的安全，需要有人（集体）制止某个人的危险行为。如果考虑到公共汽车里更容易出现不良行为，这种制止是否能出现就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公共汽车里相对更容易出现由于不良或危险行为造成的危险，其主要原因在于两个方面：

一是公共汽车作为一个公共场所，人员众多，从纯概率上看，出现某个人行为不端的概率本身就较大，一个人出现危险行为，整个公共汽车的安全都受到威胁；

二是从个人理性角度看，一个人的行为受到其成本、收益的影响，一种行为如果成本很大或者收益很小，这种行为就不容易发生，相反如果成本较小或者收益较大，行为主体就会受到更多的激励。

比如一个人要做出某种任性的负面行为，相比在熟人环境，发生在陌生环境的可能性更大。因为这种行为如果发生在熟人环境，他在后续交往中可能持续承担其任性行为所产生的其他人另眼相看的成本，他会仔细权衡行事。而在陌生环境中，后续的其他人另眼相看的压力不会发生。对他而言，做出负面行为的成本可能相对较小。

简而言之，公共汽车里的安全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其供给总是不足的。提供公共产品，通常认为，需要政府有所作为。

政府参与提供公共产品有两类不同的方式：一是政府直接提供，比如政府可以在每个公交车安排一个乘警，这种成本很高；二是政府采取措施鼓励其他主体提供公共产品，比如政府鼓励小区雇佣物管公司负责小区内公共安全，比如政府鼓励老百姓必要时候“见义勇为”维护公共安全，等等。

再来仔细分析“搭便车”心理的根源：个人制止危险行为的成本、收益不对等，是每个人搭便车、行为保守的根源。政府可以在成本分担、收益补偿方面有所作为，从而激励乘客（私人）参与公共汽车里的安全这种公共产品的供给，其原理和政府鼓励“见义勇为”是一样的。